近四十年来湖南文章总集的整理与研究

“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，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，楚山湘水孕育出了独特的楚文化。自屈原被流放沅湘以来，湖南文坛才俊辈出，代不乏人，留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。明清以来湖南文学更是蓬勃发展，随着作家作品的不断增多，文章总集的编纂也趋向繁荣。现存湖南文章总集接近百部，在数量上虽无法与江浙一带比肩，但这些典籍包罗万象，涵盖文学、政治、历史、自然科学等方面。近四十年来，学界对民国以前编成的湖南文章总集的关注与研究日益增多，与之相关的总集文献陆续出版，研究成果迭出不穷。本文拟对这一研究状况进行回顾与总结。

随着地域文学文化研究的渐兴，关于地域总集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，各家对地方总集的定义和划分也各有不同。因此，在评述前，有必要对“湖南文章总集”进行具体的概念界定和分类。

一、湖南文章总集的界定和类型

较早对湖南总集进行界定的是蒋江龙《湖南历代地方艺文总集述略》一文，将“湖南地方艺文总集”定义为“湖南人士的诗文总集或作者虽非尽为湖南人，但诗文内容皆关乎湖南地方者”[1]8。这一说法客观准确，“湖南文章总集”作为“湖南地方艺文总集”中的一部分，对其予以界定应更细致，且符合实际的文献情况。

湖南文章总集属于地域总集范畴。从体裁来看，所收文体以文为主，还包括骈文和辞赋，如欧阳厚均辑《岳麓文钞》《岳麓赋钞》，以“文”命名却兼收诗词的总集也可囊括在内，如陈楷礼辑《常德文征》，收录诗、文两类。少数收录手札或书牍的文集，如《三名臣书牍三种》《名贤手札》《近代湘贤手札》等，体例杂乱且不易阅读，故不纳入考察范围。从时段来看，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由来已久，《湖南文献概论》认为宋代龚元正所编《桃花源集》是“目前所知最早由湖南人编纂的地方艺文总集”[2]76，但已失传。现存最早且保存较为完善的湖南文章总集是明代黄焯所编《朝阳岩集》，收录历代有关朝阳岩之诗文题刻，内容包括铭、记、志、游题短记等七部分。清代是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繁盛期，不仅有一省之文章总集《湖南文征》，还有各府县地方之文章总集，如《常德文征》《常宁诗文存》等，以及占比最大、数量最多的课艺文章总集，如《湘中校士录》《沅湘通艺录》《沅水校经堂课集》等。考虑到民国时期，在文集编纂上较多地承续前代的做法，不仅有郡邑类文章总集如《都梁文钞》《溆浦三贤诗文钞》等，还有一家之文集如《马桥唐氏文征》《枫田耆旧集》《衡阳左氏家集》等，虽然在数量和种类上不能与清代相较，但这一时期编纂的文章总集大多体例完备，尤其家集的编纂和保存较前代更为完善，可酌情纳入考察范围。总之，我们认为，“湖南文章总集”是指专收湘籍作家或以湖南地域为书写对象的文章总集，包括散文、骈文、辞赋之集，也包括汇编了多人文章的有诗之集。

关于文章总集的分类，各目录要籍划分标准不一。《贩书偶记》分为文选、各朝文、地方文、家集、课集五类；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分为丛编、通代、断代、地方艺文、家集；《中国古籍总目》分为丛编、各体、分体、通代、断代、郡邑、氏族、尺牍、课艺；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分为文选、历代、郡邑、外国、氏族、唱酬、尺牍、课艺。可见各家分类方式大同小异，融合了多种划分标准，将总集收文的时段、体裁、地域及功能均纳入分类依据中，再根据文本的实际类型及多寡情况进行归类。部分文本同时兼具多种属性，但总有主次之分，如《国朝常州骈体文钞》《国朝岭南文钞》虽具有时段性，可归为“各朝文之属”，但《贩书偶记》因其地域特征更为鲜明，故归为“地方文之属”。这种现象在其他目录书中比比皆是。

细化到地方总集的分类，夏勇《目录学视域下的地域总集范畴辨析》一文，以地缘属性为依托，把地域总集分为两类，一为典型的地域总集，即地缘属性为相关总集唯一的首要特质，如省域、郡邑、家集类；一为特殊形制的地域总集，即相关总集拥有双重的首要特质，地缘属性为其一，如闺秀、课艺、谣谚类。[3]这一论断客观具体地理清了地域总集的边界，使其范畴获得了确切厘定。

着眼于湖南文章总集，既需要借鉴前人的分类方法，更需要结合湖南文章总集的具体情况。综合可见文献来看，湖南文章总集主要可以划分成五类，分别为省域类文章总集、郡邑类文章总集、宗族类文章总集、课艺类文章总集以及题咏颂扬类文章总集。少数兼具多种属性的文集，则依据其首要特质进行归类，如《敬止斋文抄》《邵阳谢氏艺文》《龙象山徐氏四科试卷合装》等具有宗族和课艺双重属性，主要收录一家或一族的课艺应试之作，编纂这些总集是“仿邑乘而增艺文一类，以点缀谱牒也”[4]。可见其主要功能是补充家谱，其宗族属性更突出，因此，这些总集均视作宗族类文章总集。《湖湘校士录》《衡阳试牍》《沅湘采风录》《湘省课艺初集》等虽具有省域、郡邑属性，但所收文章皆为科考课艺之作，故而归为课艺类文章总集。

文章来源：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hnkjxyxb.cn/qikandaodu/2021/0707/73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