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·舜发于畎亩之中》索隐

《孟子·尽心下》“舜发于畎亩之中”一章虽然字句简明，但“言近而指远”要做到准确、透彻理解，却非易事。先秦之文相当简奥，看似用词浅近，句式减省，表达的意义却很深远。如今时过境迁，后世学人要准确、透彻地理解原文已非易事。有鉴于此，我们逐段索隐，发其精微。

（一）

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

根据东汉赵歧的《注》，我们可知：“舜耕历山，三十征庸。”关于“三十征庸”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“舜三十以孝闻。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，四岳咸荐虞舜，曰可。”这表明是舜被尧帝特意挑举出来代替自己，治理天下。又“傅说筑傅岩，武丁举以为相。胶鬲——殷之贤臣，遭纣之乱，隐遁为商，文王于粥（粥，卖，此义后通作“鬻”）贩鱼盐之中，得其人举之以为臣也。管仲自鲁囚执于士官，桓公举以为相国。孙叔敖隐处耕于海滨，楚庄王举之以为令尹。百里奚亡虞适秦，隐于都市，穆公举之于市以为相也”。这表明其余五人，都是被国君从底层提拔出来任相位等重要职务。

（二）

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

显效：高脂血症的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基本消失。有效：高脂血症转折临床症状与体征有所改善；无效：高脂血症的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无改善[2]。

孟子从“心志”“筋骨”“体肤”“身”和“行”五个方面来说明“天”是如何来磨砺将受大任之人的。东汉赵岐《注》曰：“所行不从，拂戾而乱之。”孙奭《疏》曰：“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为。”此皆谓“行”当“行动”“行事”讲。句意是“天使他的行事总是和他所希望的结果相逆反”。

人恒过，然后能改；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；征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。

（三）

又，此处的“所以”之“所”指代的是上文中“苦、劳、饿、空乏、拂乱”等种种折磨。又，“动心忍性”不宜理解为“调动心志，坚忍性格”，而理解成，凡接受“大任”的人必有“奋发向上的心志”和“顽强奋斗的性格”。又，“曾益其所不能”，东汉赵岐《注》曰：“曾益其素所不能”（曾，增加）。那么，“其所不能”前面隐含了限定词“素”。“素”是向来的意思，“素所不能”，则可理解为“先前所不具备的才能”。

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。

理解该句话的关键点在“喻”字。喻，即知晓，在此用如被，即“被……知晓”。注意，这里的“喻”乃“为当政者所喻”。从孟子开篇所举的人物事迹中可知，舜等六人皆被当政君王所提拔，由此可以肯定，是先被当政者知晓的缘故。如果，当政者对一个人闻所未闻，绝对不可能去提拔他。另外，一个人在长期艰苦奋斗而大有作为之后，这个人的整体素质会发生特定的变化，这种变化自然会形成非凡的气质和才华。正是这种非凡的气质和才华在他的脸色上和谈吐中自然流露出来，首先得到群众的广泛赞扬，之后被求贤的当政者所注意，从而被知晓，并加以重用。

再看“困于心，衡于虑”。上文谈到了“在为取得成功的奋斗历程中难免会常常出现过失”，那么此处则是“在奋斗中自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，所以免不了在内心困苦不已，思虑出路阻塞不通”。“而后作”是指“以后就一定有大的作为”。这里的“作”当“作为”讲，并且是“大的作为”。因为，比照上一句话可知，“天降大任”，那此人必定“大有作为”。

“我从来不忽悠人，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胜利大厦背后的故事，而且，是一个人的故事。”

在大有作为之后，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看下文：

对于“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”的探讨，古已有之。南宋的朱熹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有“拂，拂士，此言国亦然也”之说。之后，有清一代的焦循，在《孟子正义》中对“拂”字引经据典，解释为“匡过而谏邪者谓之拂”。然而，《孟子》此章一共五句话，除这句话以外，其余四句话的行为主体均指人，若此处笔锋突然一转，夹杂进一句行为主体指国家的语句，无论如何都会显得非常突兀，令人顿感文气不畅。

这次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！一连共付出了十八条宝贵的生命。马国平想着，顺着坡坎一步步向半山腰走去。半道上，见几个担架员，抬着一副副用白布蒙得严严实实的担架走过来。

（四）

“人恒过”，即一个人会常常出现过失。须知，人之所以有过失，是因为有行动，有作为。若一个人什么都不做，那就没有什么过失可言了。可见，“人恒过”之前隐含着“在为取得成功的奋斗历程中”之条件，并且，在这个历程中出现过失是“难免”的。至于，“改”又是“改”什么呢？与上文的“人恒过”联系来看，即“改正过失”。

征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。

东汉赵岐《注》曰：“入谓国内也，无法度大臣之家，辅弼之士；出谓国外也，无敌国可难，无外患可忧，则凡庸之君，骄慢荒怠，国常从此亡也。”宋代的孙奭对此进而《疏》之，曰：“国君者，入于国内无大夫循守其职而为之法家，又无辅弼之士；出于国外则无强敌之大国为危难之警，如是者其国未为不丧亡矣。”一般学者对赵岐、孙奭的见解并未真正理解，认为赵岐的《注》揭示的隐含行为主体指“国家”，孙奭之《疏》亦同，只是“一个把国君放在后边，一个把国君放在前边，但落脚点仍然是国家，因为他们都说国家之亡，而非君主之死亡”。其实，赵、孙二位注家只是解释“入”和“出”为“国内”与“国外”，而隐含行为主体分明指向“国君”（“凡庸之君”“国君”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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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

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

此处我们不宜照字面上的意思理解为：“一个人在忧患中得生存，在安乐中走向死亡。”因为，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”是有条件的，根据全文“奋斗发展以成才”的主旨可知，只有当自己抱以忧患意识，迫使自己奋斗不懈，才能得以生存发展。反之，若一心贪图安逸，便会走向腐败堕落，最终招致家破身亡。